第108章 何为国(二)
  几人觉得卢飏故弄玄虚,顿时便想对卢飏口诛笔伐,但随后卢飏的一句话,却又让几人陷入沉思。
  “所谓一国,便是一群人结成一个利益整体,然后对抗共同的敌人,最终形成组织,来维持这群人的利益。”
  卢飏本想说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,但考虑到上来就跟这些人谈阶级,他们肯定也理解不了,只能解释成这样了。
  这些都是大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,卢飏说的朴素,他们多少也理解了一些,但是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,敌人是谁?利益整体是谁?或许他们跟卢飏想的并不一样。
  不过他们理解了国家的产生便可以了,至于理解成什么样子,并不妨碍卢飏解释国家需要治理成本的概念。
  “一国产生之后,便要对国家进行治理,要维护利益整体的利益,这些都需要成本。”
  理解了国家的概念后,其他人理解其治国的概念则更容易一些了。
  “少卿所言,就是打天下和治天下吧?”
  孙传庭说的透彻。
  见孙传庭说到了点子上,卢飏对其点了点头,接着又道:“伯雅说的对,打天下就是建国,就是一群人结合起来,反抗暴政,组成新的利益共同体,治天下则是如何组织管理好这个利益共同体,而管理这个利益共同体,也是需要成本的。”
  卢飏抽丝剥茧,渐渐说到了关键之处。
  “比如靠谁去管理,我大明自太祖起开科取士,管理大明靠的便是你我这样的读书人,当然,我们若想真正跻身其中,还得中了进士才行。”
  卢飏结合实际,几人听得便都与有荣焉,也觉得卢飏说的更有道理一些。
  “然后还需要军队,需要抵御外敌入侵,还需要有衙役,维护地方治安,保证百姓能在一国中活的安全,其他的还有各地的驿站,养济院,形形色色的衙门,都在治国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。”
  见众人频频点头,卢飏便又话锋一转,接着又道:“但这些都是需要有成本的,官员的俸禄,军队的粮饷,各个衙门的开支,这些都需要银子和粮食。”
  卢飏说到了银子,其余几人知道他快要转到税监的问题上来了,便聚精会神等着卢飏的高论。
  “我大明维持朝廷军队运转的银钱和粮食从何而来,各位应该很清楚,主要就是夏赋、秋赋,各地钞关的税银,还有盐课和茶课也能帮衬一些,但主要是夏赋和秋赋。”
  “而夏赋和秋赋主要是谁在缴纳,不是富可敌国的商人,也不是你我这样可以免赋的读书人,而是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农民,如今大明的农民生活的如何?诸位肯定清楚。”
  “江南之地的百姓我不敢说,但其他地方农民的日子,用饥寒交迫来形容,一点也不过分吧。”
  钱敬忠这些人并不是五谷不分的书呆子,对于此时农民的困苦也多少知道一些。
  “但咱大明要维持统治,各地官员吏员的俸禄得发,军队的粮饷得发,赈灾治河粮也得有,这些谁出?再给几乎已经一无所有的农民身上摊派?那咱大明与蒙元又有何异,没准还会出个高皇帝。”
  卢飏这句话说的很尖锐了,其他人对视一眼,皆面面相觑。
  “所以陛下派内臣去各地做税监收矿税、盐茶课税和商税?”
  与聪明人交流就是这般简单,几人很快便明白了卢飏的意思。
  “正是如此,陛下身处天下中心,一天处理多少事,对于当今大明的处境肯定比你我清楚,农民困苦,已不能再加税,但大明要维持统治,处处都需要银子。”
  “而如今天下谁最有钱?”
  卢飏说到这里,拿眼睛瞟了瞟吴国祯,又指了指自己,随后才道:“那便是吴胖子这样的商人。”
  吴国祯早就知道卢飏要说自己,虽然不情愿,但卢飏说的在理,他也没法反驳,相比于钱敬忠、杨文岳等人,他却是算是有钱人。
  而且卢飏丝毫也不避讳自己行商的身份,顺带着将自己也卖了,吴国祯更是没话可说。
  “大明建国之初,农民、商人、甚至一些士绅和元朝的官员,都受蒙元暴政压迫,大家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反抗蒙元,最后组成一国,其中出力最大的便是农民。”
  “而如今,在咱大明,商人、士绅、官员几乎是不纳税的,而当初建国中出力最大的农民则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赋税和劳役,而且有越来越重的趋势。”
  “如此下去,之前一同推翻蒙元的利益整体便会分裂,当然如今已经开始分裂了,而一国的基础便是一个利益整体的集合,如今集合已经破裂,那国也将不国了。”
  听了卢飏这番话,众人已是目瞪口呆,如此论调跟他们这辈子受到的各种儒家教育完全不同,之前可是从来没有人将农民这个大明最大的群体正眼来瞧的。
  在这些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眼中,农民皆是工具人,是愚昧无知的,是需要他们这些士大夫来教育的,所谓“承天牧民”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。
  如今卢飏将农民这个群体提到了与士绅官员一样的高度,颇让他们感到新奇。
  “少卿是说‘民为重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’吗?”
  杨文岳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到了卢飏这种观念的理论依据。
  “是也不是,亚圣所说的民为重是让君主以仁治国,善待百姓,在亚圣眼里,民依旧是需要君主来统治的,而我所说的民却不是如此。”
  说到这里,卢飏扫视了几人一眼,接着便说出了那句抄袭来的至理名言:“在我眼中,民才是历史的缔造者。”
  卢飏这句话说的平淡,但却是振聋发聩,以至于多年之后,当几人接受采访时皆言,自己思想启蒙的日子是在一个冬夜。
  于是,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冬夜,钱敬忠、杨文岳、孙传庭和吴国祯听到了此生以来最为奇怪的新思想,而这个冬夜里的新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他们以后的人生。